崔汉唐对待本地来拜访的士人，总是秉持着“交好”的意图——虽然付盟提醒他不宜和这些人走得太近。不过崔汉唐认为宗教还是要保持“民间”的色彩，不宜以“官方”的面目出现。太“官方”了，很多事情就做不来，话也说不得，反而失去了灵活性。
就眼下来说，他的元老身份和“提举五仙观使”这两个光环已经让他这里“官气”十足了。再要是紧跟政策，亦步亦趋，反而会将许多中间群众往外推。不如保持一定表面上的独立性，作为一种公私之间的灰色沟通渠道存在也好。
至于这些士人、缙绅未来会怎么样，元老院会如何对待他们，这不是他考虑的问题。就眼下来说，士人的态度对新道教在广州扩大影响有很大的指向作用。
虽然这些日子他也接触了不少广州府的士人，其中也不乏“名士”，但是真正有份量的，目前还没有遇到过——黎遂球算是第一人了。
黎遂球此人，是明末广东有名的文人雅士，赫赫有名的“牡丹状元”，工诗词，擅丹青。是明末烂熟绚烂的城市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。但是同时，他还是复社成员，抗清志士，最后在赣州死战殉城为大明尽忠。
不过此时，黎遂球即不是“牡丹状元”，也不是“抗清志士”，他只是一个屡试不第，寄情诗文的普通文人。虽然他参加了崇祯二年的“尹山大会”，是复社的早期成员之一，但是在政治上还谈不上有多少影响力。
他大约做梦也想不到，外情报局编印的绝密资料《广州地方名人录》上，会记载他在另一个时空的全部年谱，而能和他享受一样待遇的，还有他的老师陈子壮，以及目前尚未结成的“南园诗社”的“十二子”中的另外十个人。
这些在另一个时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气节和忠贞的人，是元老院重点关注的对象。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在广州的缙绅百姓中都有很大的号召力，而且要避免他们成为“反髡烈士”。
所以入城以来的这些日子，虽说政治保卫局密切的监视着他们，但是也没有打扰他们。有些人偷偷的离开广州也未做任何阻拦：对元老院来说，他们主动离开反而是件好事。
黎遂球没有离开广州。他事亲至孝，在旧时空的历史上，崇祯中他就以母老为由，拒绝了朝廷的征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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