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北地广人稀，多山少水，人口聚居的地方实际上没有多少。
不像中原地区，有所谓“十里八村”，一条水流便能养活几百口人，西北除了几座大城，其余大多是小村，分布于山中，山中路不通，有时候一个村便是在山口处极窄一点平地上的三五户人家而已。
这里进出不便，民风却十分彪悍，不管是闹事还是砍人，都非常有两把刷子。
男女老少，不管是编筐的还是种田的，大家伙凑在一起决定造个反，便都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拿着能拿的铁器——菜刀柴刀，锅碗瓢盆全算——出去干上一票，小股人马，有时候被朝廷剿了，朝廷却偏偏拿他们没办法，还要好言劝慰着，给些钱财粮食才能打发。
当地官兵实际上心里明白，这里的老百姓本来便地处偏远，少开化，为人处世比较牲口，再加上连年旱灾，饿得嗷嗷叫了，自然是要闹事的，处理得当，他们便依然是顺民，若稍有不当，这些个三五户便成一村的父老乡亲们，世代与别村联姻下来，谁不知道谁和谁有些亲戚关系，知道哪个是哪个的三姑二大爷？
真死伤了一个，其他人是要玩命的，可谓是一波不平，一波又起——这是朝廷和当地灾民在无数次斗智斗勇中总结出来的，含着血泪的教训。
所谓“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，西北的人民在饿死和战死中大无畏地选择了后者，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便这样将朝廷当成了冤大头，在饥寒交迫里时常充当讨债鬼的角色。
针对这种情况，朝中六部九卿一合计，礼部尚书便上了书，引经据典，认为此乃“礼乐崩坏”所致，若要解决这种情况，便要在此处广开书院学堂，与那些无知懵懂孩童传授圣人之道，兴学复礼。
新帝普庆也很会读书，听了认为有道理，便依言在西北广开书院，大办圣人祠。
在皇帝眼里，读书习武，乃是十分荣耀之事，生为人子，难道不应该以匡扶社稷，兴邦报国为己任么？
显然，此时的西北人民是不这么认为的。
他们认为：老子娘的，饭都吃不上，一个个饿得扑腾一倒屌朝天，还读个屁啊读。
于是礼部尚书无法，只得再上书，后来便规定，一家若是送一个儿子进书院，便能按天多领上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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